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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对归属感这个词有印象时,是在梁咏琪的一张专辑《归属感》里面。歌曲描写了一个女子的情感经过多年的挣扎,终于有了归属,有了安定的感觉。而我这几天也在考虑自己的归属感,我的归属将会是哪里呢,哪里才是我感情的归属呢?
可能我一直就是一个缺乏归属感的人吧。从小就离开老家,到处游学,对老家的影响一直都停留在上学前的样子。老家很多人我也不认识了,他们也不认识我了。对于老家我没有归属感。初中我来到城里读书,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团聚。在城里的中学我读了6年,那些一起走过来同学曾经让我有归属感,但现在他们已经散落在广东的某些角落。虽然假期短暂的相聚,让我有能回到从前的错觉,但我们都知道已经回不去了。对于城里我也没有归属感。高三那年为了能上重点,我报了外省学校,结果我来到重庆。在学校的广播站呆了四年,头两年和同一届的同学一起努力,后两年看着小朋友们一步步成长过来。四年里,广播站让我找到了归属感,但大学是一个更加让人伤感的地方,毕业后,很多人也许一辈子也无缘相见了。离开重庆快两年了,广播站也已经不是我的归属了。这里工作快两年了,在这里我只有工作感,没有归属感。一到周末无所事事,简直比工作还痛苦啊。
可能我也一直是一个不需要归属感的人。小学的时候,我转了四五次学,我还一度为这个而自豪,能到这么多个地方生活,能认识这么多新同学。我根本就没有归属的意识。中学我度过相对稳定6年,固定的朋友,固定的生活,对成长的渴望,对未来的渴望,让我始终有点不安份。有时候看见高年纪同学成熟脸庞,就想着自己有一天也会像他们一样,走出这里,去闯荡自己的天空。归属感那个时候被我抛到脑后了。重庆,这个从我第一天来就注定我要离开的城市,我一直想着毕业之后回广东进企业去锻炼自己,那个时候还有远大理想在等着我。工作后,才明白原来人生是这样子,原来生活是这样子,远大理想、伟大事业需要耗去人的一辈子,人需要从最低的起点做起。原来自己是需要归属感的,才能坚守一辈子的时光。
我的归属感在哪里?工作之后,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又似乎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一切只有经过时光的沉淀,才能最终知晓。我不能一直等待,要开始自己的寻找。有时候遇到对的人却不是对的时间,有时候对的时间却不是对的人,生活真的很无奈,很会开玩笑。我有时候在想,要是在家里那边工作该多好啊,下班骑上自行车就回家去了,在家里我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归属感,可以无忧无虑。在外面受了委屈,有家人安慰,自己也可以为家里贡献一份力量。我的归属感在哪里?我不知道。现在我只能在对的人那里等待对的时间。 -
当贾少华被调到义乌工商学院任职时,这所学校刚刚脱离杭州大学,开始独立办学。后者在当年被并入了浙江大学。那是1999年,校园还没有这么宽阔,学生也没有这么多。学生大多来自外地,因为本地的孩子都不愿意到这所学校就读。
后来,被问及他初来时这所学校的情形时,贾少华脸上会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其中混杂着自负、骄傲和勉强的谦逊。他是一个马上就要50岁的男人,身材魁梧,笑容爽朗,讲话声音很大,过去的经历教会他有时要有所顾忌,尽管他是个无所顾忌的人。“那不能说”,他一边笑一边想。任何比照过去的做法都可以被理解为标榜自己和居功自傲。“大概规模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吧”。
他拆掉了围墙,除了靠近山的那一面,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他甚至连大门也不打算保留。一方面因为这所学校在不断地扩张;另外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学校和学生能够始终保持开放。他还无情地击碎了此前一直弥漫在学校中的“精英意识”。老师总是认为自己在进行精英教育,尽管这所学校不是一类本科,也不是二本。贾少华想告诉学生,你们什么也不是,毕业之后,你就要面对毫不温情的社会和残酷的人生,如果你不能学会谋生,“毫不温情”和“残酷”就对你格外真实。而老师的责任就是要教给学生或者鼓励学生去寻找自立的方式。
他的办学理念是“面向市场、面向学生、面向实践”。他提出学校要“校外实习岗位化,专业建设市场化”。他身上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青年特有的热情、对市场的信心和对改革语调的沉迷。直到今天他仍然会用那种改革英雄般的语调说:“改革可能会出错,但不改革是最大的错。”
他能激发起人们的热烈情感。无论对方是喜欢还是反感,他能让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学校成为饭桌上的话题中心。他会像个娴熟的电视推销员一样推销他的理念,大声传播着各种奇闻轶事,口中吐出一句句朗朗上口的词组和短语,让听他演讲的人也为之兴奋。
某种程度上他是成功的,今天这所学校已经拥有了超过8800名全日制学生,其中有158名外国留学生,学校的面积超过了1000亩。但直到今天,他的职务仍然是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尽管他已经是这所学校最具威望、也是拥有实际职权的人。350名教职员工中的大多数,在谈论他时都会使用一种敬畏的语调,就好像硅谷的人谈论史蒂夫·乔布斯、一个中国创业者谈论马云或者史玉柱那样。尽管这些老师本身可能开着豪华轿车。
义乌是全中国最为市场化的城市之一。这座小城中,有60%的人拥有工商营业执照。义乌的口号是“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它是小商人们的圣地麦加,是“世界的超级市场”。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是几乎什么都有。义乌国际商贸城内有超过3万家店铺,如果每家转上一分钟,一天8小时不停逛,得用两个月时间才能看完。“它的人均银行存款和汽车拥有量可能是全中国最高的。”贾少华说。他熟悉这座城市。他知道这座城市的空气中漂浮的都是钱和机会,也知道这座城市还盛产纨绔子弟。他们和自己的父母毫不相像,他们在大学里到中午才起床,热衷于网络游戏和网上聊天。
但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如此。他津津乐道的数据和事实是:义乌工商学院的学生每年勤工俭学所得超过2500万元,大一、大二有13%的学生每年有4份或4份以上的兼职。暑假留校打工、创业的学生超2000名,近60%的学生生活费能自理,近20%的学生能自己交学费。只有这些才会让他骄傲。
因此,当老师们发现了一个名叫杨甫刚的孩子时,他迅速把这名大三学生变成了校园明星。这个来自浙江台州的孩子身材瘦小,讲话时语速极快,脸上的笑容都是疲倦的。他曾经为高考复读过两次。在贾少华把他捧为校园的创业明星之前,他还在担心自己是否能够从义乌工商学院毕业,“但是不管能不能毕业,我都决定继续开店了”。一种说法是,因为在淘宝上开的店铺,杨甫刚每个月的收入是3万元,每年营业额超过200万元,流动资金有十多万。他在校外有一间每年租金为1万元的房屋,8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内堆满了各种化妆品、饰品和大小纸箱。客厅内的两台电脑整日运行着。他还找了几名员工帮他经营自己的网络店铺,其中包括他的叔叔。他们能用飞快的速度打包商品,填上快递单子,然后由快递公司发送给全国各地的买家。
当学生处的工作人员在一年前到学校的8个系进行调查时,杨甫刚的班主任还对他们抱怨自己的这名学生。毫无疑问,这个学生老板经常缺课,决不是个好学生。但是这个发现却让贾少华大为兴奋。从1999年到这所学校任职开始,他就在不断鼓吹学生应该培养创业能力,应该学会赚钱,现在他的学生中诞生了一名小小的企业家。
贾少华开始四处跟人讲杨甫刚的故事。他把这个孩子描述成早期的浙江商人——勤奋而吃苦耐劳。杨甫刚一进入大学,就捡废弃的易拉罐、为义乌的袜子生产商“梦娜”销售袜子、摆地摊来赚钱。一直到2007年的5月1日,他在淘宝网上开了自己的店铺,并且在第二天晚上拿到了第一笔订单。因为利润只有5毛钱,“我们的杨甫刚同学,为了这5毛钱的利润,他舍不得坐公交车,也不敢买矿泉水喝。”贾少华说。
“像杨甫刚这样的学生,不但不用担心能不能毕业,而且要很荣誉地毕业。”当副院长这样说时,没有人敢于反驳他。他甚至在2008年颁给杨甫刚一个创业奖。不过后者旋即把两万元的奖金捐献给学校,给贫困的学弟学妹们做创业基金。
在发现杨甫刚的同时,贾少华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淘宝。由马云创立的网络购物平台成为这位副院长新的兴奋点。去年4月,他们开始在学校内发起网商挑战赛,邀请了包括淘宝网、快递公司和另外一家网络销售平台万客商城在内的公司参与。万客商城每年有5000万元的营业额,它的老板何洪伟就是该校的毕业生,也是很多学生的新偶像。杨甫刚的网店也是这次活动的协助商之一。
挑战赛的计划是:比赛组委会设立创业基金,给正式参赛的个人或团体提供创业基金,让学生投入到创业实践中,最后按销售业绩、信誉度等评选出若干奖项。学校会给最终的最佳业绩奖获得者颁发4000元奖金。他们希望淘宝能够为比赛提供支持,至少要有一位级别较高的人员参加,但最终淘宝只派出了一名培训师。直到一年之后,淘宝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对这所学校的自发举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不过,这时候他们发现,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和老师,已经比他们更熟悉淘宝了。
因为这次挑战赛,在学校的鼓励之下,开始在网上开商铺的学生们越来越多,到今年年初,已经有超过1200名学生成为淘宝网上的卖家。他们在宿舍,或者校园外自己租住的房屋内开始经商。
学校学生处甚至把一整栋教学楼空了出来,命名为“创业园”。它的目的是为那些刚刚开始做电子商务的学生提供一个场所。创业园中有120个刚刚开始开设网店的学生。他们拿着电脑在园区里跟网上的买家们讨价还价,成交,然后打电话给快递公司,交货。一些富有的学生们则变成了货物批发商,把商品供给刚刚开始开店的同学。另外一些学生则专门出售包装所需的纸盒和纸箱。在创业园内房间的墙壁上,张贴着马云和丁磊的大幅照片,以及“用淘宝撑起属于自己的天空”的标语。互联网英雄成为这些学生们想要效仿的对象。贾少华却说并非一定要培养出马云和郭广昌这样的明星商人,而是从零开始的脚踏实地创业。
“无商不富”,贾少华大声说。他总是讥笑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封情书都写不出来”。现在他要用商业把这些孩子们激发成不睡懒觉、也没有时间玩网络游戏的人——马云说过,赚钱是这个世界上永远也玩不厌的游戏。他抨击大部分学校的教育不负责任,难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诱惑,“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让人不满意”。他的方法是让这些学生们都变成有产者,学会自负盈亏,自我管理。“创业让人懂得诚信,有责任心,有礼貌;创业提升人的品质,创业改变人的命运。”他说。
“我要感谢淘宝,感谢马云。如果不把握住互联网带来的机会,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他雄心勃勃地说,自己要把学校“变成企业家的摇篮,百万富翁的诞生地”,他要把学生们变成“很好的商人”。
为此,他甚至开始创立 “创业学院”,招收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学生,以及淘宝网上的“四钻卖家”(2000至5000个好评)。贾少华说创业学院将会帮助学生们处理好创业和学业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他的做法最被质疑的地方,如果都赚钱去,那专业课学习怎么办?同时他要培养这些学生的企业家素质,为这些学生单独开设包括合同管理、工商税务和仓储管理在内的学科。创业学院内的“淘宝班”,衡量学生是否能毕业的一个标准是,他的月收入能否过万。“如果一定要问是什么专业,我只能回答,是老板专业。他们将以‘老板’的身份毕业。”贾少华说。
这所学校专门制定了 “创业学生管理办法”,它适用于“义乌工商学院认定的创业学生”,其中较为引人瞩目、也容易引发争论的规定包括:“创业学院的学生,各专业教学计划中除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外,均能以创业学院所修成绩替代原课程……创业活动的项目成果经认定后可以替代课程的学习,获得相应学科成绩,并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员在一定年限内选择修完课程的时间”。针对没有进入创业学院的创业学生,其规定也相当灵活,学生们可以“网上交作业”、考试时 “单独出卷”、“单独考核”;“创业成果”可以代替部分学习成绩,甚至可以抵学分。
一大群20岁到22岁的学生商人们在一年时间内产生。他们个个看上去行色匆匆,面容苍白,说话急急忙忙,但充满热情。他们经常熬夜,需要把货物搬上搬下,最忌讳的是别人问他每个月赚多少钱,梦想着开自己独立的网络购物公司。
贾少华说自己经常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女儿交流。女儿跟他讲了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故事,讲了雅虎和谷歌的诞生经历。但是贾少华反驳说,你所说的都是机遇创业,一万个创业学生中也诞生不了一个像雅虎和谷歌这样的公司,而我想要的是“生存创业”。
女儿沉默了会儿,“你说的对。”
女儿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出国到伯克利读研究生。尽管为了给父亲提供信息会去听商学院的课程,但是却从未感受过就业的压力,更不像他父亲那样每年都要面对两千多名学生的就业问题。贾少华希望做的就是颠覆这种学院式的“精英教育”,尽管他并不否认“精英教育”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必要。“现在的‘专业观’需要改变。谁对口专业,谁就是自寻烦恼,所以,不要跟我说专业教育怎么办。这是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模式。专业应该为学生发展而存在,而不是学生要填到这些专业里。郭广昌是学哲学的,马云是学英语的。精英教育时代的观念要颠覆”。
“现在的成功者大都是我们高等教育的漏网之鱼,而大学还在恬不知耻地宣称这些企业家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我们的高等教育有病,不仅有病,还有罪”;“什么高素质,最后培养的都是下岗人”。每次提到教育观念,贾少华都会言词激烈。
当然,反对者们对他的做法也颇为忧心,毕竟,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学生商人们的未来;谁也不知道为了成为商人,他们所放弃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些东西会有多大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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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篇文章纪念即将到来的汶川地震一周年。时间会证明眼泪和诺言的重量。我其实很想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多少部级和省级干部去过汶川。
这是一个太喧嚣和浮躁的年代,很多宝贵的感情都成了快餐式的消费品,人们很难持久地聚焦和执着于一项工作――哪怕我们也明明知道它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如果说,去年的“5·12”地震是中国人留在2008年的一道伤口的话,我们希望看到它重新恢复生机,而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工作,不是靠一时的眼泪、激动,甚至靠一笔两笔慈善捐款就能够完成的。
在这里说一个与教授有关的村庄故事。
不久前,我收到寄自四川安县黄土镇方碑村的一个邮件,打开来,是一份红色的聘书。这也许是我收到的最特殊、也最让我骄傲的证书:方碑村的村民委员会聘请我为荣誉村民。让我得到这份荣誉的,是我的师友――原北京大学教授、今年转到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当副院长的何志毅教授。
安县方碑村地属绵阳市,在去年的“5·12”大地震中,全村95%的房屋毁灭性倒塌,13人死亡,190名学生无处上课。在灾后,何教授将近十次赶赴方碑村,在那里前后调研数月,拿出了一份 “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到今年的1月22日,由这个计划援建的首批永久性农房举行了交付仪式。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跟何志毅教授一起奔波此事的还有,南开大学的白长虹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以及上海交大的颜世富教授。
何志毅等人的“一帮一”重建计划不是一个简单的慈善捐款活动,它是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带有强烈学术特征的方案。它的核心内容是,发动一个城市家庭以1万至2万元的无息借款,帮助一户受灾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受助家庭在5年内逐年还清这笔借款。出借人、借款人需签订借款协议,而方碑村的村委会则作为第三方担保。根据协议,借款农民必须承诺专款专用于灾后房屋重建,在借款时自愿将自家的宅基地土地使用证和新建房屋房产证抵押给村委会,如果不能按时还款,愿意把自家的可耕田地全部上交村委会管理,直到还清借款。此外,村民之间还制订了“五户联保”的约定。
何教授设计的这个协议,跟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搞乡村银行的制度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五户联保”约定直接来自于尤努斯的启发,乡村银行就是让穷人结成五人小组进行贷款,利用一层层的信任——邻里亲朋的信任、银行对穷人的信任——提高还贷率。“一帮一”重建计划不仅仅是简单的扶贫,而是立足于重造农民的生产自救能力,建立城市借贷者与乡村承借者的经济契约关系,并通过建立乡村信用的方式来维持其可行性。他在方碑村调研时发现,虽然村民受了灾,但他们都是有自尊的人,他们更能接受“借”,而非“给”。何教授对我说,“那些愿意借款的城里人大概都不会想要把钱拿回去,所以,五年后,农民还回的钱将成为方碑村的共同建设基金。”这真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何教授一向以行动力出名,这一次的方碑村重建也完全有赖于他的奔忙与鼓动,譬如我这样的朋友以及很多企业界人士纷纷都成了计划的支持者。他还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中刊登了一份恳请信,信中说,“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我恳请你们,还因为他们是中国最基层的人群,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其实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有人说,农民借了钱不会还,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如果有人不还,我可以替他还,但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到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已经有170多个人成为了方碑村重建计划的借款者,受益农民215户。
何教授们在方碑村的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给出的一份“汶川答卷”,它充分体现了知识者的良知、能力与远见,我很为它叫好。事实上,它来自于一个传统,由此向前了望,我们看到,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进行过一次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试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晏阳初教授在河北定县搞过一个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主题的实验区,而在最近的1993年,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以一己之力,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展开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迄今,这个项目还在执行中。
这些教授们的村庄很平凡,很渺小,改变也很缓慢,但它们真是这个国家少有的美好事物之一。







